李骧、李始，那都算是老牌的“投降派”了，从前就曾经多次奉劝李雄去帝号，从晋朔，以免贪慕虚名而身处实祸。
你以为天子谁都能当的？既践其位，冠其号，便自然会受到四方英豪的敌视，还不如关起门来当王，要来得稳妥一些。中原既乱，群雄并起，不管是先前的晋帝，还是后来的汉帝、赵天王，乃至华帝，肯定都得先挑着同样称帝的势力打，然后才能轮得到割据称王者，那咱们又何必特意凑上去找人捶呢？先窝在后面观虎斗不好吗？
然而李骧之子李寿却反对乃父之见，说：“若阿兄先前不听范老……先生之言称帝，或者于晋时即去帝号，受晋封为王，还则罢了，今践祚既久，岂有因一纸诏书，便即改号之理啊？如此必使蜀中人心动荡，群臣皆以为阿兄懦弱，则恐怕连王都称不长久了。
“且如阿爷、大兄所语去帝号，不过为了暂时保障北线，以使我军可以顺利南取宁州而已。只是而今华、赵方激战，必无暇西顾，当面威胁我者，唯汉中周访。周士达年届花甲，去日无多，必欲伐取我国以建功，无论去不去帝号，总归是要被兵的。除非华主易汉中之守，且好言抚慰我，加阿兄王爵，否则何必急去帝号呢？”
李雄难以决断，向来以为任回多智，可惜不在身边，于是便问司徒王达与太尉李云：“我家之人主意不定，卿等外姓，看法想必更公允一些——卿等以为如何啊？”
王达道：“前晋祚几覆，全赖华主扶持，乃得烬余重燃，则华之力，较晋更强无疑矣。此前陛下便有去帝号而奉晋朔之意，何况今日？当从太傅、太保所言。”
李云却道：“不然，臣以为征东将军（李寿）所言，才是正理。且今华虽受禅，建康司马睿、武昌王敦，未必肯从命；若荆扬等处亦从华朔，我等或者只能退步隐忍；若彼不从，陛下又何必降号呢？不如遣使建康、武昌，东联王敦，共抗周访，以待天下形势之变。”
李雄颔首道：“此言有理，我本晋人，承阿爷基业，帝于西陲，即便去帝号，也当仍从晋朔啊，岂能改从华朔？若丹阳王、王处仲等欲绍继晋业，论理自当相助，论势也可守望。”于是还是让李骧出面，致信华帝裴该，表示自己无意相争，希望能够和平共处，随即盛情款待华使，请他将书信带回洛阳去。同时遣使去联络司马睿和王敦。
司马睿和王敦自然一口给回绝了。最关键的问题，晋朝如今无皇帝，而只有一位晋王，倘若写信来的是成都王，即便不奉晋朔，咱们也能暂时联合一下，这李雄你还称着帝呢，我们怎么跟你论交啊，岂不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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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话暂且不提，且说汉中周访，本年已经六十一岁了，深知去日无多——当年陈训说我下寿，这六十多还算下寿吗？肯定是老天嘉我志向，已经在寿数上给打了富裕了——考虑到自己于晋还算有功，于华却无勋劳，因而不顾群僚反对，坚决要发兵伐蜀。
——我得趁还活着，打出个标名凌烟阁来，将来子孙才好永继爵禄，山河带砺不替！
计划是扬声东向梓潼，以迫成都，其实南下巴中。
女婿陶瞻劝谏说：“蜀道难行，大人与其西向蜀地，不如东还荆州。否则若方伐蜀，而王敦袭我之后，又如何处啊？”
周士达慨叹道：“我岂不愿杀王敦么？奈何东出便临沔水，王敦终究坐拥数千舰，凭水争雄，我未必有胜算……不如伐蜀，王敦身在武昌，欲来攻汉中，路途遥远，若遣王廙等来，则无可惧。即由道真留守南郑，为我保障后路可也。”
随即问诸将，谁愿从征，谁肯担任先行啊？
诸将纷纷请命，就中站出一人来，身高七尺，腹壮三围，朝上拱手道：“某亦国家重将，周将军何以不命我为先行？”周访一看此人，不禁暗自蹙眉——你跳出来捣什么乱哪！
此人非他，正乃关中旧将高乐，前年奉了裴该之命，到汉中来协助周访练兵。且说初见高乐，周访还对他礼敬有加，寄望甚殷的，希望他能够将关中军精练的秘法，倾囊相授；然而相处了一段时间，却发现这位高将军基本派不上什么用场。
关中军为何善战？一是因为裴该注重生产，能够足食，所以训练强度较大，武器装备也精良；二是裴该重视思想教育，复有置司马等一系列划时代的组织革新。于此，高乐虽然久随裴该，也仅仅知晓皮毛罢了，或者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不能因应具体情况加以运用。而至于具体训练和行军布阵，基本上还是祖逖和陶侃的那一套，没太多新东西，周访也是一时名将，又哪儿用得着高乐来教啊？
所以高乐在汉中几乎无所用，每日唯醇酒妇人，受周访的供奉罢了，倒是把肚子吃大了一圈儿。
而且周访对于高乐的人品，逐渐也不大瞧得上了。重点就在于前日华使抵达，周访要先看王敦的向背，一时不肯下决断，结果高乐打包行李，竟然打断悄悄落跑……好在陶瞻事先有所防范，生怕高乐逃回长安、洛阳去告周访的刁状，导致自己从华的主张终化泡影，所以派人把他给硬生生堵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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