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道和雍正二年，华夏南北都是一片鸡飞狗跳，而西元1719年的欧洲也正打得火热。可李肆的世界史水平并不高，他并不记得1718年到1720年，西班牙以一对四，跟英法荷奥四国同时开掐的四国同盟战争，否则他一定会质疑法西联手南洋这事的真实性。
但这也并非葡萄牙国王特使故意撒播谣言，欧洲的动静，传到亚洲，延迟足足大半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的军队在1718年8月末登上撒丁岛，特使所知之事，自然比这个时间更早。而马尼拉总督的报告，更是基于南洋公司活动日益“猖獗”的忧虑，这个趋势早在一两年前就开始显露征兆。
法兰西一面，耶稣会当然是玩弄了伎俩，将预计会发生的事当作已发生之事传达给了英华，法兰西传教士的呈请书，估计才刚刚到教宗手里。
李肆也并非全然认定敌人就一定是法兰西和西班牙，不管是从时间，还是从消息的可靠性来判断，这事终究不是绝对靠谱。可英华已在南洋掀动风浪，欧人有所反应是必然的，此时传来这样的消息，即便只有三分真，也要当十分真对待。更不用说，李肆已定下国策，要先南后北，在南洋跟欧人开掐也是必然。
因此在这历史的迷雾中，即便细节有差，李肆依旧定准了方向，要全神贯注朝南看。
在这之前，北面依旧有些琐碎事务要先解决掉。
首先是在广州待了两三个月的满清特使孙嘉淦，他是来要人的，早前在湖南，延信和几十号满人贵胄被捕，现在还被拘押着。孙嘉淦刚到广州，李肆就去了湖南，接着又发生了武昌之事，为此雍正还赔出来一个总督一个提督。
若是换了寻常人，都会觉得此行绝无可能成功，甚至还得为自己的安危担忧。可孙嘉淦是个二愣子，依旧梗着脖子，每天都到礼部报道，跟礼部尚书梁载琛打擂台。礼部衙门就在大中门外，天坛侧面，于是来天坛观光的游客们，日日都能见到一个满清官员在礼部衙门外应卯，景象煞是怪异。
梁载琛虽是腐儒，一颗心却早已贴得这个朝廷紧紧的，更以华夏正朔之臣自居。他这个衙门现在清闲无比，孙嘉淦这头憨羊送上门来，他可有了乐子，就成天拖着孙嘉淦搞华夷之辩。
孙嘉淦是个二愣子，敢向传言中篡位夺嫡的冷面血屠雍正上疏直谏，自然不会被梁载琛这个腐儒轻易动摇了立场。梁载琛则是痛憾如此人物，居然执迷不悟，两人针尖对麦芒，居然斗出了火花。直到李肆某日一摸头，记起雍正似乎派了谁过来，梁载琛才依依不舍地将人交了出来。
“放人可以，补上牢钱，再加马换。另外……云南的马会伯很烦，让你家主子，赶紧把他拉回去。”
李肆此时无心跟北面再多纠缠，把这事当作买卖作了处理。现在英华少马，钱更是什么时候都少。他开出了六千匹马，三十万两银子的价码。同时云南马会伯还占着一块飞地闹腾，军情司报说，这家伙有跟缅甸王联络的迹象，得让雍正赶紧把这条狗牵回家。
孙嘉淦也无心讲价，将这个条件急急报回去，雍正大手一挥，换！马和银子，一样不少，云南马会伯，免职！
雍正当然要换，早前帮隆科多要回了儿子，奠定了他得位之基。现在他准备大兴新政，允禩和允禵就得彻底拍死。正是要求得满人内部全力支持的要紧关头，索回延信和一干满人贵胄，可是绝大的助益。而马会伯在云南西面那块飞地显然也搞不了什么名堂，要是这家伙再学着兄弟马见伯捅出大篓子，那可是麻烦，早弄回来早省心。
让雍正位置更稳，是李肆的既定方针，但不意味着拿雍正当儿子护。因此另一个从北面来的人，李肆就护下了。这人就是陈万策，李光地的得意弟子，允禵的智囊。在雍正夺位之时，曾经建议允禵跟李肆联系，拥兵自立。
当允禵认识到自己身为满人，绝无可能自立一路，破罐子破摔回了北京时，陈万策就知道，自己在北面绝无好下场。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再被年羹尧的智囊左未生说服，终于投向了李肆。
一方面是武昌之事耽搁了，一方面是禁卫署于汉翼不信任他，花了不少时间来回盘查，后来得了汤右曾史贻直等人保证，才终于从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客。
跟孙嘉淦作完买卖，李肆才接见了陈万策。这位军师虽是理学出身，却是满肚子鬼谷子流帝王术，上来就向李肆建言左联年羹尧，右搅江南势，要三年复宋地。李肆送了句“不合时宜”给他，他还当是赞扬。
见他跟英华“主体思想”格格不入，李肆就让他去白城学院进修，陈军师还满脸不豫，觉得自己这“名士”是被慢待了。
好在他也算有自知，没被李肆当作南北交易的政治筹码，他就很满足了，也就乖乖收拾行囊，去了承天府重当学生。
接着李肆就面对更是怀着一肚子纵横术的左未生，看起来这年羹尧心思很深呢。
左未生说：“年亮工早前所为，已是触了北面皇上的忌讳，即便今日显赫得宠，也难保异日遭走狗烹。因此年亮工遣左某来，是希望能跟皇上牵个善缘。今日望与皇上敦诚相邻，异日若是有变，愿为皇上献陕甘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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