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应元这座祠庙，确实是“奉旨准建”的，理论上来说，谁都可以上祭，自然也包括咱们的辅政王，可是——
第一，不能把“准建”当成“敕建”。
打个不大恰当的譬喻，所谓“准建”，不过是说，给你发张营业执照，从此之后，你可以合法经营啦——较之“敕建”，二者区别之大，犹如民营加油站之于“三桶油”。
政府总理视察“三桶油”，天经地义；可是，跑进路边一个小小的民营加油站，想干什么呢？
第二，一定要了解这个“准建”的背景。
当年，江阴城破之后，屠戮极惨，几乎到了老少无遗的地步，打那儿之后，整个江阴地区，都对清廷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不出仕，不应举，以为沉默的抗议，朝廷百般劝诱，皆无如其何。
直到乾隆二十四年，高宗下旨，准为阎应元在江阴修祠，这个中央、地方尴尬对峙的局面，才算告一段落。
某种意义上，朝廷的这个“准建”，是被迫的，究其竟，只是给对峙双方搭了一个台阶——好了，各退一步，别再犟下去了！
说的再明白些，这座小小的祠庙，对于朝廷和江阴来说，仅仅是一个和解的由头——事实上，即便没有这座祠庙，双方也不可能永远对峙下去，问题只在于，选择一个什么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由头来“破局”罢了。
“准建”归“准建”，一切工费，包括日后的维护，都不是出自公帑，而是出自“公所”——即由地方士绅集资。
当然，江阴富庶，小小一座祠庙，所费有限，并不在话下。
祠成之后，一百余年来，从来没有过任何官方的祭祀活动，只由守祠之人，年节之时，做简单的供祭。
实在也不晓得该如何做官方的、正式的祭祀——别的不说，单是这个祭文，就不晓得该怎么写？
来自民间的香火，也很单薄。
原因并不复杂，阎应元的身份、事迹，实在太过敏感了，人们会不由自主的自我设限——我去祭奠阎丽亨，会不会被人说成“心怀前朝”？如是，虽然台面上不会有人以此相责，可是，背地里，官府会不会因此而给我穿小鞋？“心怀前朝”的印象一旦坐实了，出仕什么的，更是完全不用指望了。
所以，这座祠庙，对于朝廷和江阴来说，都仅仅是一个摆设。
现在，辅政王——位在诸王之上、国朝第一人——要替阎丽亨上祭了！
这个，这个——
殿内不止一人，感觉自己的三观有些不大稳当了！
辅政王说他“受阎丽亨惠甚重”——确实，辅政王和杨侧福晋，是在这座祠庙中相遇的，可是，把这桩姻缘，算成阎应元的功劳，是不是太勉强了些？
又说什么“没有他的庇佑，轩军从长毛手中克复江阴，也未必就能收功如斯之速”——辅政王一向讲究西学，什么时候信了这套冥冥渺渺的东西？
有人甚至暗自嘀咕：就算阎某人真的“灵验”，是不是肯保佑大清兵打长毛，怕也难说的很吧？
嘿嘿。
但辅政王“请香”二字既出，何人敢磨磨蹭蹭？守祠的老人哆哆嗦嗦的点燃了三支香，交给县主簿，县主簿再恭恭敬敬的递到了辅政王的手上。
关卓凡接过来的时候，发现这个县主簿的手，也在微微的颤抖。
一众下属，退向两旁，关卓凡双手持香，缓步走到殿中央，转过身来，正面神像。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拢在辅政王身上。
青烟袅袅，隐约明暗。
“后辈末学，辅政关氏，”关卓凡朗声说道，“谨以馨香一束，达诚申信，致祭于阎忠烈神将军灵前——”
辅政王一开口，就很有特色了：一是自称“后辈末学，辅政关氏”——自谦之余，自占身份；一是以“阎忠烈神将军”称呼阎应元。
高宗“准建”阎祠的同时，将江阴城守的三位主将——阎应元、陈明遇、冯厚敦，分别赐谥“忠烈”、“烈愍”、“节愍”，陈明遇的“烈愍”、冯厚敦的“节愍”，尚多少有一层“惜其未识天命，议其梗化之非”的意味，但阎应元的“忠烈”，却是堂皇正大，无可挑剔，显示朝廷和解的诚意，确实是十足十的。
而“神将军”，则是民间对阎应元的称呼，辅政王将官方的谥号和民间的俗称，揉在一起，倒也别致。
“《尚书》曰：‘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关卓凡声音清越，“卓凡则以为，于周则顽民，于殷则义士，固各为其主哉！”
各为自主？
这……
“当乙酉之时，胜国天下，亡于李闯，本朝入关讨贼，率土归仁，大人先生，熠耀景从！”
乙酉，即一六四五年；“胜国”，不是胜利之国，刚好相反，败亡之国才称“胜国”，也即本朝称前朝为“胜国”，隐含“为我所胜之国”之意。
至于“大人先生，熠耀景从”，讥讽的意味，就很重了。
“江阴，弹丸下邑；典史，微秩末吏，然忠烈神将军从新朝革命之余，为故国回天之举，奋臂于虮虱编氓之中，啸傲于江头片壤之上，独膏二十四万大军之斧钺，树立卓然，前后凡八十一日！其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百年之后，尤令人不能安坐——”
微微一顿，“我高宗纯皇帝读史至此，扼腕掩卷，怅然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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