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下说的不错，两军未曾交手确实胜负尚未可知！”王文佐笑道：“但当初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皆不胜，而高句丽每次明明打赢了还是遣使者乞和，你知道为何吗？”王文佐并没有等待中大兄皇子的回答，径直道：“因为高句丽打赢了是民穷财尽，府库空虚；打输了是亡国灭种，宗庙为墟！”
面对王文佐的自问自答，中大兄皇子不禁哑口无言，作为执政倭国长达二十年的政治家，他当然知道王文佐方才那番话虽然咄咄逼人，但却是铁一般的事实。
如果仅仅从军事上来分析，高句丽在三次战争中都赢得了辉煌的胜利，是大赢家；但如果从外交和政治的角度来看，高句丽却是彻头彻尾的输家，作为一个方兴未艾的地区小霸，与隋朝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爆发直接的军事冲突无论是输还是赢都是失败，王文佐举这个例子无疑是在提醒中大兄皇子与大唐开战的后果，无论是赢是输，对于倭国来说都是一场无法接受的灾难。
“呵呵！”中大兄皇子强笑两声：“方才在下失言了，还请贵使见谅。扶余丰璋穷极来投，便如飞鸽入袖，鄙国素来以佛法治国，举国上下皆习佛法，欲效法佛祖之慈悲罢了！”
王文佐闻言笑了起来，原来中大兄皇子方才那番话却是用了佛经中的一个典故：释迦摩尼在未曾成佛前有次外出，正好遇到一只鸽子被鹰追逐，逃入释迦摩尼袖中，释迦摩尼便将鸽子藏入怀中保护起来。鹰便对释迦摩尼说：“你大发慈悲，救了鸽子的性命，难道要把我饿死吗？”释迦摩尼便回答：“我不想鸽子丧命，也不想你被饿死，我愿意用与鸽子等重的肉作为交换。”说罢于是他就拿了一个秤，把鸽子放在秤的另外一边，然后自己用刀开始割自己的肉。说来也奇怪，鸽子本来不重，但是释迦摩尼割了好多肉还是没有使得秤平衡。最后他自己跳进秤里面，秤砣终于平衡了。
中大兄皇子引用这个典故显然是把扶余丰璋比作那只鸽子，把自己比作释迦摩尼，王文佐比作那只鹰，询问自己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保住扶余丰璋。
“殿下，既然您引用佛经，那我也举一个例子：春秋时，汉东有一徐国，地方五百里，其王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楚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这个故事你应该听过吧？”
“韩非子的五蠹？”
“不错！”王文佐笑道：“不过徐王行仁义而亡国并非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而是因为徐王只是一个普通诸侯，而非方伯！”
“贵使何意？”
“韩非子的五蠹中原文为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王天下，然后与徐王行仁义做对比。但却没说文王虽然只有百里之地，却是当时商朝在西北的方伯，有镇守一方之权，行仁义怀戎狄本就是他的分内之事；而徐王虽然有地方五百里，但却只是一个普通诸侯，他行仁义引来三十六国朝贡，就超出了自己的本分，不亡何待？”
王文佐这番话颇有深意，古代中国的政治行为是包裹在礼乐话语之下的，不能简单的从字面意思理解。比如史书中说文王行仁义，徐偃王行仁义，并不是说他们对老百姓很好，统治者很善良，很讲道义，而是说统治者对周边地区弱小国家（通常是蛮夷势力）采取比较平等的外交政策，比如联姻、通商、拉拢、分化，而非军事驱逐征讨、政治排挤、劫掠、侵吞。
所以文王行仁义怀西戎是指文王采取各种外交策略，与西戎各部落结成了反殷商的同盟，其后的武王并利用其力量消灭了殷商。而徐偃王行仁义则是他也企图结成以徐国为中心的一个同盟（从后果来看应该是针对当时楚国），引起了当时的楚王的戒备，派出军队消灭了徐国。
“我明白了！”中大兄皇子笑了起来：“您的意思是除非我是贵国的方伯，否则便无权行仁义？”
“如果殿下只是对贵国百姓行仁义，这当然是一桩美事，可扶余丰璋乃是百济人，恐怕已经超出了界限了！”
中大兄皇子笑了笑，没有继续争执，因为没有再争执的必要了。王文佐已经亮出了大唐的底牌：大唐不允许海东地区再出现一个次一级的权力中心，而这与倭国数百年来建立以自身为中心的“小天朝朝贡体系”是矛盾的，其实这点并不新鲜，所有效仿古代中国、学习中原文化建国的周边民族，如越南、朝鲜、日本、西夏、辽、金、北魏都很喜欢搞出一套自己的朝贡体系，在这个体系内，他们是至高无上的王者，是上天之子。
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一边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一边要求自己的属邦向自己称臣纳贡，规则程序、名号称呼几乎与中原王朝的朝贡体系几乎完全一模一样。就拿日本做例子，在唐宋人眼里倭人是蛮夷，而日本人也有自己的蛮夷，即虾夷人，还专门搞出了一个征夷大将军的官位来，后来就连生活在关东地区的东国武士们也被扣上了东夷的帽子，打入了蛮夷的行列，这个颇有长安朝廷骂河北人胡风颇胜，以蛮夷视之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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