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课结束，一行人没在教室逗留。
唐寅走出教室，向薛校长感叹道：“宋洲教学果然与众不同，引人深思，发人深省呀！”
薛校长谦虚地笑道：“传道、授业、解惑本来就是教育的目的，这都是我们的份内之事。”
参观完中学部，时间已近正午，薛校长直接领着众人去了高中部的食堂就餐。
宽敞明亮的餐厅内，刚刚下课的高中生们排起长队，依次打着午餐。
见校长到来，学生们礼貌谦让，空出了一条快速通道。
薛校长摆手，示意自己不搞特殊化，随即带着众人排在了学生队伍后。
唐寅见此一幕，觉得一切都很新奇，但又合乎情理。
排队的间隙，站在一行人身后的几名学生小声议论着毕业后的打算。
有人想工作挣钱养家，有人想谋得公职，有人想考上迎日城大学，去本土看看，似乎每个人都想好了自己的未来之路。
相比明朝读书只为做官，处在上升期的宋洲，给了年轻人无限的机会去施展自己的才华，这是唐寅这个看客无法理解的。
能考上高中，在宋洲，离天之骄子只差半步，而迎日城大学上学的人中龙凤，皆被穿越众视做宝贝，这些人才一般的公司企业想都甭想。因此，各个公司企业将争斗人才的战场放在了高中，这些还未毕业的学生每个人都不愁出路。
吃完丰盛的午餐，薛校长安排众人休息。
应唐寅的请求，校长向其赠送了一本《宋洲字典》，字典里记有拼音的读写办法，在薛校长的讲解下，唐寅大受启发。
作为回礼，唐寅挥笔留下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笔墨。
双方对互赠的礼物都感到非常满意。
下午上课，薛校长继续引唐寅在高中部参观，这一次旁听的课是数学课，老师讲的是有关立体几何的问题。
儒家虽讲六艺，这六艺中包含数，但至宋末后，儒家文人只重经书，而轻六艺，早就将算数的本事丢得一干二净。
所以，当唐寅听老师讲立体几何时，有如听天书一般。
华夏数学的发展史，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算术领域，四则运算在战国时得到了确立，乘法中诀已经在《管子》、《荀子》、《周逸书》等着作中零散出现，分数计算也开始被应用于种植土地、分配粮食等方面。几何领域，出现了勾股定理。代数领域，出现了负数概念的萌芽。最令后人惊异的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对策论”的萌芽，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田忌赛马。
西汉末期至隋朝中叶是华夏数学发展的繁荣时期，其标识便是《九章算术》的出现。全书收录了246道数学应用题，每道题都分为问、答、术三部分，而且每章的内容都与社会生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本书的诞生，不仅说明华夏古代完整的数学体系已经形成，而且在世界上，同时期也很难找到一本能与之媲美的数学专着。
这一时期，创造数学新成果的杰出人物有三国人赵爽、魏晋人刘徽和南朝人祖冲之。
到隋中叶至宋末，华夏数学进入了全盛时代。数学得到王权的重视，官学里出现了算学专业，并且数学教材也出现，唐朝数学家李淳风奉命，收纳整理出了名为《算经十书》的教科书，全套共十部，包含：《周髀算经》、《九章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海岛算经》、《五经算术》、《缀术》与《缉古算经》。
进入到宋末至清中期，由于战乱，导致大量宝贵的数学书籍遗失损坏，再加上科学技术与算学专业不受官方重视，华夏的数学发展逐渐陷入到黯淡无光的境地。
唯一值得称道的事，元朝末期，小巧灵便的算盘出现，为百姓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一个计算简捷、携带方便的新工具。
清中期以后，东西方数学合流，华夏数学也谈不上独立发展了。
此时，明朝正处数学发展的衰败期，再加上华夏数学本身存在缺陷，这就为往后东西方科技的发展埋下了巨大隐患。
纵观华夏数学的发展史，你会发现其本身往往是根据长时间、多次的实践得出的规律，或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规律，这只是一种归纳，缺乏严格的证明过程与系统性的总结，即西方所说的公理化体系。如《九章算术》，它只是交代了一个个有趣的现象和结果，章节按实用性分开，而不是数学体系。这可能与华夏古代哲学注重结果，并不注重逻辑推理有关。
古希腊学者毕达哥拉斯曾言“凡物皆数”，不注视数学的作用，许多行业都不会存在与发展。
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的作用”，他将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并列出了十条关联。
第一，数学是天文学，气象学的基础。“利用数学可以计算日月无星的运行，从而推测晴雨水旱。”
第二，数学是机械工程学的基础，“精于度数，能造作机器，力小任重”，制作各种机械，“以供民用，以利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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