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昭武九年，整个大恒天下，秩序框架，基本上已经确定，在这个新的秩序框架之中，时间流逝的同时，整个天下，也在这个秩序框架之中，潜移默化的变化着。
天子巡视天下的念头，已然彻底搁置，整日埋身于国事之中，难有丝毫空闲。
满朝文武，亦是围绕着内外军政事物各司其职，唯一的乱局之处，外部北疆，在大恒的干涉下，也彻底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之中，让大恒在北疆的压力骤减。
大恒中枢，亦是步入了一个少有的稳定且快速发展的阶段。
尤其商业的繁荣，在这两年，大恒的商业，俨然又多了几台强而有力的引擎在推动。
一是纸币的出现，带来的贸易交流之便捷。
二是对和硕特部边关商贸的解除封锁，亦是让北疆停滞已久的边关贸易，再次腾飞。
官方层面的贸易体系，以及西北藏地与草原庞大的需求，亦是直接带动着大半个北方的飞速发展。
三则是钱庄拆借放贷，及交通道路的愈发畅通，俨然给商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底气。
而这一切，体现到朝廷中枢的本质，便是商税关税的暴涨！
昭武八年一年之财税收入，已然达到了三千万两白银之多，而这，还仅仅只是财税体系之中的商税与关税。
大恒之财税体系，总体分为三种，一则是商税，二则是关税，三则是农税。
三种税，在这个时代的生产力限制下，也没有后世那般复杂。
商税主要是依靠道路，河道，城池设计税卡收取，按不同商品，分别收取不同比例的商税。
而这，还只是针对民间商业，对国有垄断商业，可就不是这般了。
如盐，铁，煤，等等垄断，商税的比例，远远高于民间正常的商业，且，不仅仅比例高，这些垄断商业，每年还皆得上交百分之三十的利润，至内帑之中。
而关税，在以往，则是指市舶司海贸关税，而现如今，由于放开了西北对和硕特部的边关贸易，故而，也得再加上西北互市关税。
而农税，自然是简单，大恒土地改革之下，是按土地田亩征税。
事实上，大恒的农税，若放眼历朝历代，其实算是颇为苛重。
以往历朝历代，农税大都是三十抽一，亦或者十五抽一，就如前明时期，平均的农业税率，甚至都低于三十抽一，甚至在明末之时，都达到了五十抽一的比例。
但显然，明之税率再低，也没有丝毫用处，毕竟，绝大部分土地，都在地主士绅手中。
百姓没有土地，只能当佃户，百姓的税率，是佃租，而佃租，是由地主制定。
而大恒，农税比例则为十抽一！
这个比例，不可谓不高。
但经过天子诸多布局，如夺前明宗室之土，如杀不法商贾，杀地主士绅，借战乱百姓，大乱大治，以及最后的致命一击，土地财税改革。
百姓有土地，百姓之税，直接对接朝廷，十抽一，怎么也比当佃户，十抽五六，甚至十抽七八要好得多。
而且，大恒农税，仅仅只是农税，以往的丁税，地税，辽饷等等各种苛捐杂税，在大恒，皆已废除。
甚至连百姓最为恐惧的徭役，都在严格的规范之中。
在大恒，地方县，要征发徭役，必须要拟定详细的计划预案，递交府一级审批，同时，要由府一级都察御史，至行徭役之事的地方县进行监督。
审批的繁琐，带来的，便是徭役在大恒，几乎很少出现，尤其是这些年，天灾绵延，灾民无穷，直接由朝廷组织灾民，以工代赈，更是让徭役的土壤，在大恒几近绝迹。
在大恒，百姓种地，那每年就真的只需要向朝廷交一次农税，种什么，交什么，十抽一即可，剩下的，谁也管不了。
而且，这个农税，虽说是十抽一的比例，但如今的大恒，如粮食这类民生必须物资，价格，是被严格管制的。
每一年，户部与统筹国有的粮行，统计天下各地之市场情况，拟定一个价格限度，调控着各地的粮价。
这无疑是一个亏本至极的买卖，既要避免粮食太贵，百姓购买不起，又要避免粮贱伤农，毕竟，天下绝大部分百姓，都是靠种地存活，家庭用度，也是靠卖一些富余之粮。
每年，大恒的国有粮行，几乎都是亏损的状态。
在每年秋收卖粮际，要保农，在秋收卖粮际过了，那就要安民。
如此诸多政策，大恒的农税比例虽高，但实际上，却也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而之所以保持如此之高的农税比例，其根本原因，自然就是因为这些年绵延不休的天灾。
以工代赈也好，迁徙百姓也罢，哪怕是迁徙之民的安置，这些，都需要海量的粮食来供给。
若农税太低，全靠朝廷从市面上收购，那纵使朝廷政策铁拳镇压，也必然会极大的拉高粮价，于国不稳。
商税关税高达三千万两白银之多，农税还有海量的民生物资，以及少部分的农税折银，若换算下来，大恒昭武八年，朝廷财税收入，已有四千余万两白银。
按如今纸币与金银铜金属货币的市场兑换比例，一元，约等于一两白银，那大恒昭武八年的财税收入，已然是四千余万新币。
对百姓而言，是有多少钱，就过多少钱的日子，对大恒朝廷而言，自然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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