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我打算追封升平郡公张玉为河间郡王，改谥‘忠武’，追封升金县公王真为金国公，皆配享太庙。”
朱高煦忽然换了一个话题道。
“张玉是我大明平定西域第一功臣，追封升为郡王不过分，配享太庙也当得起。”
朱棣面露回忆之色道：“王真之功，仅次于张玉，乃我大明平定西域第二功臣，升为国公与配享太庙他也当得起。”
朱高煦又道：“此外，我还准备让潞国公张武、荣国公姚广孝、太子太师夏原吉、太子太傅蹇义与河间王张玉、金国公王真一起配享太庙。”
夏原吉谥忠靖，赠太子太师。
蹇义谥忠定，赠太子太傅。
朱棣闻言，略作思考，随后简洁明了的答道：“可。”
所谓“太庙”，即皇帝的宗祠，里面放着帝王祖先的灵位。
只有极少数有功于社稷的臣子才能在死后进入太庙，接受后来的皇帝在祭祀先祖时的一同祭祀，这就叫配享太庙。
而配享太庙，乃是为臣者的最高荣誉！
历史上，配享唐高祖李渊庙庭的只有六人，分别是淮安王李神通、河间王李孝恭、郧国公殷开山、渝国公刘政会、河东郡公裴寂、鲁国公刘文静。
至于配享唐太宗李世民庙庭的，也只有六人，分别是赵国公长孙无忌、梁国公房玄龄、蔡国公杜如晦、申国公高士廉、卫国公李靖、蒋国公屈突通。
虽然功臣附祭帝王的传统由来已久，但真正形成制度应是在曹魏时期，当时配享在太庙中的功臣几乎清一色是开国之将。
其后的朝代，大致也沿袭了这一做法。
当然，唐宋时期也存在不少文臣配享太庙。
大明开国之后，朱元章就已钦定功臣进入太庙了。
他于洪武二年将廖永安、俞通海、张德胜、桑世杰、耿再成、胡大海、赵德胜七人配享太庙，次年又增加常遇春，共计八人。
洪武九年，朱元章又增徐达、李文忠、邓愈、汤和、沐英五人，同时罢除廖永安。
至此，洪武一朝共有十二人配享太庙。
后来有功臣获罪被朱元章诛杀，但朱元章并没有将此类功臣的牌位从太庙中移除。
显然，对于这类功臣的功绩，朱元章是认可的。
历史上，朱棣靖难等同于开国，跟随他南征北战的张玉、朱能、王真、姚广孝死后，牌位也被明仁宗朱高炽供入了太庙。
对此，历史上朱棣生前是否给朱高炽留有嘱托，那就不得而知了。
此后，一直到正德年间，再无一人享有配享太庙的荣誉。
嘉靖年间，朝廷修订祭祀礼仪，众臣认为刘基赞襄大明太祖皇帝有大功，建议将其配享太庙；但同时也认为姚广孝乃一僧人，不宜在太庙附祭。
于是，嘉靖帝下旨为朱元章增加了配享大臣刘基，并将姚广孝的牌位移出了太庙。
正统至万历年间，大明也曾涌现出如于谦、戚继光等于社稷有功之臣，但他们并不符合配享的标准，故而无缘太庙香火。
就像大明洪武年间，南京鸡笼山功臣庙内祭祀着二十一名功臣，其中能配享太庙的却仅有十二人。
可见，明代功臣配享要求很高，历史上姚广孝的牌位被嘉靖帝移出太庙之后，终明一朝除刘基以外，皆为开国武将。
如今朱高煦决定让张玉、张武、王真、姚广孝、夏原吉、蹇义配享太庙，其实就等于表示让此六人配享朱棣的庙庭。
这六人之中，张玉、王真、张武是纯粹的武将。
他们虽非大明王朝的开国奠基之将，却立下了开拓平定西域、大漠之不朽战功，更是将生死置之度外，为大明收复西域、平定草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西域脱离中原王朝数百年，重新被大明收归治下的意义无比巨大，张玉、王真之功绩，足以配享太庙。
平定草原也是一样！
永乐十六年，朱棣第三次北征，勒石燕然，封狼居胥，先锋大将张武立下不世之功，却不幸战死。
若非朱棣是统兵主将，那么此次北征第一功当归张武所有。
此战过后，草原被彻底打残，诸部皆臣服大明，接受朝廷册封，并为乾熙初期朱高煦一统草原奠定了基础。
张武之功，彪炳史册，配享太庙，理所应当！
至于姚广孝，于朱棣而言，犹如李世民的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
没有姚广孝为朱棣运筹帷幄，在幕后暗暗使劲，朱棣也不可能在洪武后期的夺嫡之中取得最终的胜利，入主东宫。
夏原吉是理财高手，蹇义是用人、识人高手。
朱棣发兵收复西域、开海巡洋、三征大漠、营建紫禁城、修武当山宫殿等所费钱粮，皆由夏原吉主抓统筹。
虽然当年筹集这些钱粮，时任太子的朱高煦也多有助力，但事情终究是夏原吉负责落实与跟进。
蹇义谙熟朝廷典章制度，通达礼仪，故而永乐年间，朱棣的军政大事均倚办于他，因其得朱棣宠信，数度奉命兼理其他部事，虽职务众多，亦能应付自如。
于朱棣而言，夏原吉、蹇义之功，犹如刘邦之萧何。
朱高煦将此六人配享太庙，无异于说他会把“太宗”的庙号上给朱棣。
因为李世民虽然是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可他对唐王朝而言有开拓之功，得庙号“太宗”。
唐太宗攻灭东突厥与薛延陀，征服高昌、龟兹和吐谷浑，重创高句丽，又设立安西四镇，与北方地区各民族融洽相处，获得尊号“天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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